此诗的前二句就为全诗奠定了感情基调：愁怨忧思。娄图南常年飘零在外，羁旅天涯，今又客居他乡，难免不生愁绪。这一“思”一“愁”，既抒发了情感，又点明了娄的部分病因。三、四句“梦绕羽人丘”，进一步剖析娄病的主要原因。原来，娄整日魂牵梦绕的是如何入道，虽然被称为“居士”，也“将入道”，但终究还没有入道，个中滋味，常人很难了解，只有诗人深谙其中奥秘。诗的前四句，诗人不仅摹写其状，更主要的是通过娄病这一情形的描摹观照娄的内心，为下文劝勉娄图南做了铺垫。

　　诗的五、六句为诗人劝勉之句。娄图南甘于清贫，乐于求道，并为入道孜孜以求，文才“传咏都中”之名已丧失殆尽。要想找回“遗名”，诗人给他指出一条正确的途径：“得自求”。两句中一“怜”一“得”，表明了诗人鲜明的态度。诗人在《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指出：“（娄）为处士，吾以为非时也……以图寿为道，又非吾之所谓道也。”并针对娄图南“以呼嘘为食，咀嚼为神，无事为闲，不死为生”之道，发出激问：“……其于道何如也？”

　　“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两句，勾画了一幅独守残月空壁、候虫入室长鸣的清幽愁伤的楚地秋夜图：天上悬挂着弯弯残月，透着星许亮光。月光下，寺院幽寂，寺门虚掩，石壁空空，秋虫“唧唧”。这里有残月的微光，秋虫的长鸣，声光俱见，情景交融。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愁肠百结、思绪绵绵。这两句历来被后来的诗人学者所推崇。

　　诗的最后四句既是劝慰之句，又是抒怀之言。作为朋友，应礼尚往来。娄图南“委以双金”，诗人却很难酬以杂佩。这当然是诗人的谦逊之辞。对娄一心只想羽人飞天，诗人郑重指出：“碧霄无枉路”，意即无碧天云霄的来去之路，求道的结果也只会是“徒此助离忧”，奉劝娄不要继续迷恋于入道，应清醒过来，奉行“君子之道”。

　　全诗以“愁思”开头，以“离忧”结尾。从表面上看，诗人是写娄图南的忧愁情怀。其实只要联系柳宗元贬永十年的非凡遭遇，就不难发现，诗人也是在抒写自己的“愁思”、“离忧”。

　　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因水土不服，或因江南湿气太重，患有“重膇”之疾。“杖藜下庭际，曳踵不及门”（《种仙灵毗》），看来有时脚肿得利害，为了能帮助行走，他的确使用过一条拐杖。

　　“白华鉴寒水，怡我适野情。前趋问长老，重复欣嘉名。”讲的是寻得灵寿木的过程。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因政治上遭迫害和永州恶劣的生存环境，三十多岁的人迅速衰老，对于过早的生出白发，诗人是很伤心的。《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树》云：“从此休论上春事，看成古树对衰翁。”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重新启用的希望已成为渺茫的梦，而永州山水和永州人对诗人的关怀和慰藉，使诗人渐次忘却了悲哀。而以一老翁自居，认真地做起了永州人来。

　　这一天，诗人又到郊外游历，倒映在明镜般的潇水里满头的花发。不仅没有让诗人伤悲，反而有了几份惬意。抬头望去，前方正有一长者，正扶杖慢行。那手中的一条拐杖，引起了诗人的兴趣，既然自己也是一白头老翁，拥有一条支节强劲的拐杖，也是再好不过的了。诗人加快步伐，追上长老。而后一番热情的对话，其详情今天无法得知，但从诗人行云流水般的诗句中，读者仍可感受到亲切友好的气氛。当然，最让诗人感兴趣的长老的拐杖，竟是由久闻大名的灵寿木制成的。

　　“蹇连易衰朽，方刚谢经营。敢期齿杖赐？聊且移孤茎。”讲的是种植灵寿木的原因。

　　前两句，当倒过来读，诗人对自己正当年富力强，而不得拖展自己抱负、才华的处境，已没有了流放之初的激愤与哀伤。也明白自己过早衰老的原因，在于面对的艰难困厄的现实。“敢期齿杖赐？”表明了诗人对这一现实的清醒理解，虽然为此诗人付出了青春年华的代价。“聊且移孤茎”，在长老的指点下，诗人寻得灵寿木并挖得一枝，移栽至自己的住宅旁。这一举动，是诗人对统治者的彻底失望，也标明诗人在永期间，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汪森《韩柳诗选》曰：“‘丛萼’四句，写物极能刻画。”“丛萼中竞秀，分房外舒英”，写所植灵寿木成活、生长、开花的情景。从“竞秀”和“舒英”看，该灵寿木在诗人的精心培养下茁壮成长的确令人欣慰。也可得知，诗人为它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柔条乍反植，劲节常对生”。灵寿木枝条细而韧，故有枝条时从树上倒垂向下，突兀强劲的枝节，又常相对而生。好一幅灵寿木的生态图，其外柔内刚的形态，简直能呼之欲出。难怪汪森大加赞叹。

　　然而接下来四句汪似乎理解错了。他说：“‘循玩’四句，写扶杖意亦极醒露。“看来，汪森以为诗人砍下了一枝灵寿木做成了手杖，来帮助诗人行走。

　　读者不妨将最后两句，一气读下，“安能事翦伐，持用资徒行”。“安”作疑问副词，和“能”一道修饰动词“事”，当译为“哪能干砍伐的事，将它用来帮助自己行走。”看来诗人是不忍心对灵寿木加以翦伐的。

　　往前两句，“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循玩”，作抚摩赏玩。那么诗人抚摩玩赏的是灵寿木，还是用灵寿木做成的拐杖。足，作“足以”解，联系上文诗人对灵寿木的描写，再联系下文“安能事翦伐”，可知“循玩”的对象，应为蓬勃生长的灵寿木，而非用灵寿木制成的拐杖。“稍觉”，不应理解为“稍微觉得”，而应为“渐渐觉得”，自己走路的步伐也轻松了。

　　还剩下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便是：诗人种植了灵寿木之后，为什么又不用它来作拐杖呢？

　　《植灵寿木》一诗中，有两点值得读者注意。一是种植灵寿木时，柳公被贬永州多年。被贬初期的那种焦躁不安的情绪，那种悲天悯人伤感，都已被岁月磨蚀。永州的山水，永州的人民已经和诗人的血肉融为一体。正是“白华鉴寒水，怡我适野情”的心境，才奠定了创作享誉千古的“永州八记”思想基础和感情基调。二是对统治者诗人已不再寄有什么希望。对现实则有更多理性的认识。“敢期齿杖赐？”正是诗人这种认识的反映。所以植灵寿木的目的。不再于获得一条拐杖，而是对“之所以赐老者之杖”的一种冷峻的抗议，甚至是一种大胆的讽刺。“聊且移孤茎”，活画出诗人植灵寿木的目的。

　　明白了这两点，再读诗人对蓬勃生长的灵寿木的细致刻画，在读者眼前出现的，就不仅是一棵灵寿，而更多地能感受到诗人的灵魂。读者才能深切地体会“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的深刻内涵。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

　　这是一篇具有独创性的传记文学作品，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儿童区寄被两个强盗劫持后，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终于手刃二盗，保全了自己。作者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刻画出一个勇敢机智、不畏强暴而又纯朴憨厚的少年英雄形象。全文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具有类似“引言”的性质。

　　第二部分是传文本身，这部分曾入选初中语文教材。“引言”部分叙写了越地有一种劫缚小孩和成人“屈为僮”的恶俗，而官府不问。所以无数弱小者被劫缚而“少得自脱”。只有小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可见作者对这种恶俗非常不满，对对不制止这种恶俗反而以此谋利的官府十分憎恨，对反抗豪贼获得胜利的区寄则极其赞赏。传文本身则写了关于区寄的真实故事：区寄被两个强盗劫持后，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终于手刃二盗，保全了自己。作者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从不同角度有层次、多侧面地进行刻画，把一个小英雄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特别是文中有关区寄语言和动作的描写，值得仔细品味。

　　传文本身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记叙区寄智杀第一个强盗的经过。可分两层。第一层写区寄遇劫的经过，这是故事的缘起，由此引出“智斗”的故事。第二层写区寄智杀第一个强盗，区寄的这次反抗行动显得既小心谨慎又坚决果断。

　　第二部分记叙区寄智杀第二个强盗的经过。可分两层。第一层写区寄机敏地对付第二个强盗，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和勇敢。第二层写区寄智杀第二个强盗，并且“愿以闻于官”，表现了他很聪明，知法懂法、知事明理。

　　第三部分是事件的尾声，也分两层。第一层写区寄不肯为“小吏”，被护送还乡，表现了他纯朴憨厚的性格。第二层写“乡之行劫缚者”对区寄杀盗一事的反应，从侧面表现了区寄的惊人勇敢。

　　文章塑造了一个少年英雄形象。区寄的英雄品质首先表现为机智。他假装哭，用刀断绳，与贼周旋，用火断绳，而且能报告官府，知法懂法。其次表现为勇敢。他临危不乱，用火断绳时烧伤了手也没有影响他的冷静。再次是淳朴。他放弃做官、不慕名利，表现的是劳动人民的淳厚朴实的品质。同时，文章用豪贼的愚蠢来衬托区寄的机智勇敢。文中的豪贼一方面非常凶狠，另一方面又非常愚昧。一贼把刀插在路上，区寄拿到刀就可以杀了他。这充分显示了豪贼的愚蠢。另一贼竟然对区寄杀了他的同伙没有起戒心，的确愚蠢至极。两贼自私自利，互相算计，这正给了区寄脱身的大好机会。在写作手法上，文章采用正侧面像结合的方法，正面描写区寄的形象，同时侧面烘托人物的形象性格及其精神的震撼力量。作者希望借此揭露劫杀成风、贩卖人口严重、官府对强盗行为的姑息与放纵的黑暗社会，赞扬、歌颂区寄面对强敌机智勇敢的大无畏精神。

　　总之，全文表现了区寄这位少年英雄机智勇敢的性格和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也反映了唐代中期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明，封建社会里，人民不能指望官府，只能依靠自己的斗争，才能摆脱苦难。

　　这首诗写作者因见衡山花开而想念久别的故国家园，用衡阳回雁峰故实喻自己与北飞的雁群互相竞逐，表示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

　　“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此二句诗人从眼前衡山梅树南枝新开的花，自然回想久别的长安家园。以楚树新花象征人生有了新的机遇、新的希望。柳宗元的故乡有数亩良田，山丘上建有亭台馆舍，池塘与深泽碧水相连，这美好的家园引起了游子的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

　　以上将蕴藏已久的思归情绪，借早春新花开放表露出来，郁积的愁闷，仿佛豁然开朗。

　　“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衡山有回雁峰，传说雁到此即不再南飞，春至又返回。这里运用了回雁峰的故事，实指北归的鸿雁。在这难得的晴朗春日，我恰好和那些雁群相随北归。敦促弟弟也快点启程，由于心情好，就觉得天气也好，路也好，而且恰逢大雁北归，多好的兆头。

　　末句以眼前景物作结，雁能传送书信，更点出“寄”弟之意，可谓余音袅袅，情绪开朗，表现了归途中心情的急切和喜悦，也体现了在贬永期间与之相依为命的兄弟情深。

　　全诗即景生情，温馨脉脉，相邀相约，尽在物物之中。京都名园，令人神往；春和景明，楚树南枝；晴天归梓，载欣载奔；南雁北返，峰前成阵。这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是心灵的洞察，是寄意的心旌。羡雁阵比翼相逐，恨故国返而不得。深婉蕴藉，期待有嘉。

　　《田家三首》是一组完整的诗篇。第一首诗写农民一年四季从早到晚，辛勤紧张地在地里劳动，到头来却无法维持生计，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全都被官府以田赋和徭役的形式搜刮去了。他们不仅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而且子子孙孙还得把这种悲惨的遭遇延续下去。第二首诗通过具体的事例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吏为催租逼税而威胁恫吓直至私刑拷打农民的种种罪行，从而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封建暴政下的痛苦生活。这首诗前六句写农民在完成夏税的征敛中被封建官府剥削一空的情景，次十句写里胥在催租时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和威胁恫吓的情景，后二句写农民听了里胥的一席威胁话语后所产生的恐惧心理。第三首诗前八句描绘的是秋收后农村的景象，后六句则是描绘诗人因迷路在农家借宿的经过。这首诗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刻画了一位淳朴可敬的田翁老人形象，反映了诗人和农民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三首诗体现了一些共同的特色。一是叙事朴实生动，客观真实；二是语言质朴无华，几近口语，体现了田园诗的本色；三是运用生动的形象描写与对话描写，极富艺术感染力，忠实客观地表现了农村悲惨的生活图景，含蓄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诗人对封建官吏的憎恶，对穷苦民众深切同情的民本思想和对自己遭贬永州、前途无望的愤慨。清人毛先舒说这组诗“叙事朴到”，这一评价是精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