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被贬）53行：诗人从自己的家世和出生写起，回顾了自己有生以来的努力、追求、奋斗以及所遭受的失败，满腔悲愤地表述了矢志不渝的精神和九死未悔的态度。

　　第二章（反思）38行；接着面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思。毕竟惨遭失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诗人以“路径似未看清兮”领起，先以“退身修整服装”一般地表现自己的反思，但仅如此则缺乏波澜，且难以深入，所以借“家姐”这个人物从反面来责备、劝说，以逼出“找舜帝评理去”一节，既深化了反思，又强化了情感。连情谊最亲密、对自己最关心的“家姐”，也如此责骂、劝说，世上还有谁能理解自己呢？一气之下便“找舜帝评理去”。反思的结果，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第三章（再试）38行：又积极地重新求索，然而上下求索后却没有结果。诗人写自己的“仔细寻路”。这是在遭遇诽谤之后的重新努力，但无论叩“天门”还是“求美女”，都以失败告终。

　　第四章（徘徊）38行：诗人又陷入苦闷与徘徊之中。辛辛苦苦的求索又遭失败，究竟何去何从？诗人无奈，于是“取琼茅来卜卦”，请灵氛为他占算以决疑。灵氛卜卦的结果是必须远游离开楚国才有出路。经过一番考虑，仍然犹豫不决。于是再请巫师降神求教。之后，又经反复审慎的思索，最终决定“远游自离去”，离开楚国出游。

　　第五章（他投）21行；通过审慎思虑后，诗人结束了自己的徘徊，认可了灵氛的“吉卦”，选择“吉日”出发。但充满憧憬的出游还是因为“眷顾楚国”而中途放弃了：”曲身回首停步“。结果只能选择以死殉国，“追随彭咸归去！”

　　诗歌通篇是第一人称叙事的结构，情节分明，脉络清晰，而它的言志、抒情，则全都融入叙事过程之中，密切结合情节发展的具体阶段来进行，从而达到一种悲愤倾诉的强烈效果。

　　《九歌》是一组祭歌，共11篇，是屈原据民间祭神乐歌的再创作。《九歌·国殇》取民间“九歌”之祭奠之意，以哀悼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乐歌分为两节，先是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继而颂悼他们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由第一节“旌蔽日兮敌若云”一句可知，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殊死战斗。当敌人来势汹汹，冲乱楚军的战阵，欲长驱直入时，楚军将士仍个个奋勇争先。但见战阵中有一辆主战车冲出，这辆原有四匹马拉的大车，虽左外侧的骖马已中箭倒毙，右外侧的骖马也被砍伤，但它的主人——楚军统帅，仍毫无惧色，他将战车的两个轮子埋进土里，笼住马缰，反而举槌擂响了进军的战鼓。一时战气萧杀，引得苍天也跟着威怒起来。待杀气散尽，战场上只留下一具具尸体，静卧荒野。

　　作者描写场面、渲染气氛的本领是十分高强的。不过十句，已将一场殊死恶战，状写得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底下，则以饱含情感的笔触，讴歌死难将士。有感于他们自披上战甲一日起，便不再想全身而返，此一刻他们紧握兵器，安详地，心无怨悔地躺在那里，他简直不能抑止自己的情绪奔进。他对这些将士满怀敬爱，正如他常用美人香草指代美好的人事一样，在诗篇中，他也同样用一切美好的事物，来修饰笔下的人物。这批神勇的将士，操的是吴地出产的以锋利闻名的戈、秦地出产的以强劲闻名的弓，披的是犀牛皮制的盔甲，拿的是有玉嵌饰的鼓槌，他们生是人杰，死为鬼雄，气贯长虹，英名永存。

　　依现存史料尚不能指实这次战争发生的具体时地，敌对一方为谁。但当日楚国始终面临七国中实力最强的秦国的威胁，自怀王当政以来，楚国与强秦有过数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大多数是楚国抵御秦军入侵的卫国战争。从这一基本史实出发，说此篇是写楚军抗击强秦入侵，大概没有问题。而在这种抒写中，作者那热爱家国的炽烈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国灭亡后，楚地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屈原此作在颂悼阵亡将士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对洗雪国耻的渴望，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从此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与楚国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作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所写的决不仅仅是个人的些许悲欢，那受诬陷被排挤，乃至流亡沅湘的坎壈遭际；他奉献给人的是那颗热烈得近乎偏执的爱国之心。他是楚国人民的喉管，他所写一系列作品，道出了楚国人民热爱家国的心声。

　　此篇在艺术表现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些区别，乃至与《九歌》中其他乐歌也不尽一致。它不是一篇想像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然其“通篇直赋其事”（戴震《屈原赋注》），挟深挚炽烈的情感，以促迫的节奏、开张扬厉的抒写，传达出了与所反映的人事相一致的凛然亢直之美，一种阳刚之美，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读罢实在让人有气壮神旺之感。

　　一般认为，湘夫人是湘水女性之神，与湘水男性之神湘君是配偶神。湘水是楚国境内所独有的最大河流。湘君、湘夫人这对神祇反映了原始初民崇拜自然神灵的一种意识形态和“神人恋爱”的构想。楚国民间文艺，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氛，祭坛实际上就是“剧坛”或“文坛”。以《湘君》和《湘夫人》为例：人们在祭湘君时，以女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君；祭湘夫人时，以男性的歌者或祭者扮演角色迎接湘夫人，各致以爱慕之深情。他们借神为对象，寄托人间纯朴真挚的爱情；同时也反映楚国人民与自然界的和谐。因为纵灌南楚的湘水与楚国人民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她像慈爱的母亲，哺育着楚国世世代代的人民。人们对湘水寄予深切的爱，把湘水视为爱之河，幸福之河，进而把湘水的描写人格化。神的形象也和人一样演出悲欢离合的故事，人民意念中的神，也就具体地罩上了历史传说人物的影子。湘君和湘夫人就是以舜与二妃（娥皇、女英）的传说为原型的。这样一来，神的形象不仅更为丰富生动，也更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在情感上靠近，使人感到亲切可近，富有人情味。

　　诗题虽为《湘夫人》，但诗中的主人公却是湘君。这首诗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相恋者生死契阔、会合无缘。作品始终以候人不来为线索，在怅惘中向对方表示深长的怨望，但彼此之间的爱情始终不渝则是一致的。

　　这首诗中的“山鬼”究竟是女神还是男神存在争议。宋元以前的楚辞家多据《国语》《左传》所说，定山鬼为“木石之怪”、“魑魅魍魉”，而视之为男性山怪。但元明时期的画家，却依诗中的描摹，颇有绘作“窈窕”动人的女神的。清人顾成天《九歌解》首倡山鬼为“巫山神女”之说，又经游国恩、郭沫若的阐发，“山鬼”当为“女鬼”或“女神”的意见，遂被广泛接受。此处品赏即以此说为据，想来与诗中所述山鬼的形象也更为接近。

　　苏雪林提出《九歌》表现“人神恋爱”之说以后，大多数研究家均以“山鬼”与“公子”的失恋解说此诗。该说法似乎不妥。按先秦及汉代的祭祀礼俗，巫者降神必须先将自己装扮得与神灵相貌、服饰相似，神灵才肯“附身”受祭。但由于山鬼属于“山川之神”，古人采取的是“遥望而致其祭品”的“望祀”方式，故山鬼是不降临祭祀现场的。此诗即按照这一特点，以装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入山接迎神灵而不遇的情状，来表现世人虔诚迎神以求福佑的思恋之情。诗中的“君”“公子”“灵修”，均指山鬼；“余”“我”“予”等第一人称，则指入山迎神的女巫。

　　此诗一开头，那打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就正喜孜孜飘行在接迎神灵的山隈间。从诗人对巫者装束的精妙描摹，可知楚人传说中的山鬼该是怎样倩丽，“若有人兮山之阿”，是一个远镜头。诗人下一“若”字，状貌她在山隈间忽隐忽现的身影，开笔即给人以缥缈神奇之感。镜头拉近，便是一位身披薜荔、腰束女萝、清新鲜翠的女郎，那正是山林神女所独具的风采！此刻，她一双眼波正微微流转，蕴含着脉脉深情；嫣然一笑，齿白唇红，更使笑靥生辉！“既含睇兮又宜笑，着力处只在描摹其眼神和笑意，却比《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之类铺排，显得更觉轻灵传神。女巫如此装扮，本意在引得神灵附身，故接着便是一句“子（指神灵）慕予兮善窈窕”——“我这样美好，可要把你羡慕死了”：口吻也是按传说的山鬼性格设计的，开口便是不假掩饰的自夸自赞，一下显露了活泼、爽朗的意态。这是通过女巫的装扮和口吻为山鬼画像，应该说已极精妙了。诗人却还嫌气氛冷清了些，所以又将镜头推开，色彩浓烈地渲染她的车驾随从：“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这真是一次堂皇、欢快的迎神之旅！火红的豹子，毛色斑斓的花狸，还有开着笔尖状花朵的辛夷、芬芳四溢的桂枝，诗人用它们充当迎神女巫的车仗，既切合所迎神灵的环境、身份，又将她手捻花枝、笑吟吟前行的气氛，映衬得格外欢快和热烈。

　　自“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以下，情节出现了曲折，诗情也由此从欢快的顶峰跌落。满怀喜悦的女巫，只因山高路险耽误了时间，竟没能接到山鬼姑娘（这当然是按“望祀”而神灵不临现场的礼俗构思的）！她懊恼、哀愁，同时又怀着一线希冀，开始在山林间寻找。诗中正是运用不断转换的画面，生动地表现了女巫的这一寻找过程及其微妙心理：她忽而登上高山之巅俯瞰深林，但溶溶升腾的山雾，却遮蔽了她焦急顾盼的视野；她忽而行走在幽暗的林丛，但古木森森，昏暗如夜；那山间的飘风、飞洒的阵雨，似乎全为神灵所催发，可山鬼姑娘就是不露面。人们祭祀山灵，无非是想求得她的福佑。现在见不到神灵，就没有谁能使我（巫者代表的世人）青春长驻了。为了宽慰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她便在山间采食灵芝（“三秀”），以求延年益寿。这些描述，写的虽是巫者寻找神灵时的思虑，表达的则正是世人共有的愿望和人生惆怅。诗人还特别妙于展示巫者迎神的心理：“怨公子兮怅忘归”，分明对神灵生出了哀怨；“君思我兮不得闲”，转眼却又怨意全消，反去为山鬼姑娘的不临辩解起来。“山中人兮芳杜若”，字面上与开头的“子慕予兮善窈窕”相仿，似还在自夸自赞，但放在此处，则又隐隐透露了不遇神灵的自怜和自惜。“君思我兮然疑作”，对山鬼不临既思念、又疑惑的，明明是巫者自己；但开口诉说之时，却又推说是神灵。这些诗句所展示的主人公心理，均表现得复杂而又微妙。

　　到了此诗结尾一节，神灵的不临已成定局，诗中由此出现了哀婉啸叹的变徵之音。“靁填填兮雨冥冥”三句，将雷鸣猿啼、风声雨声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一幅极为凄凉的山林夜景。诗人在此处似乎运用了反衬手法：他愈是渲染雷鸣啼猿之夜声，便愈加见出山鬼所处山林的幽深和静寂。正是在这凄风苦雨的无边静寂中，诗人的收笔则是一句突然迸发的哀切呼告之语：“思公子兮徒离忧！”这是发自迎神女巫心头的痛切呼号——她开初曾那样喜悦地拈着花枝，乘着赤豹，沿着曲曲山隈走来；至此，却带着多少哀怨和愁思，在风雨中凄凄离去，终于隐没在一片雷鸣和猿啼声中。大抵古人“以哀音为美”，料想神灵必也喜好悲切的哀音。在祭祀中愈是表现出人生的哀思和悱恻，便愈能引得神灵的垂悯和呵护。 [4]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诗人先自叙高贵的身世，表示自己具有与生俱来的的“内美”。再叙自己的道德和才干，具有先天禀赋，又有后天修养，早就该立志献身干一番大事业。接着叙述对楚怀王的期望，期望他修明法度，驾上骏马奔驰向前，诗人愿为楚国的变法图新作一个开路的先驱者。可是当时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却存在着革新和守旧两派的斗争。

　　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天问》是屈原楚辞中的一篇“奇”文：说它奇，不仅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屈原的其他作品，更主要是从作品的构思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奇”——奇绝的内容显示出其惊人的艺术才华，表现出诗人非凡的学识和超卓的想像力！

　　《天问》是屈原思想学说的集粹，所问都是上古传说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他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而这些问题也都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许多学人所探究的问题，在诸子百家的文章里，几乎都已讨论到。屈子的《天问》则以惝恍迷离的文句，用疑问的语气说出来以成此钜制，这就是屈子所以为诗人而不是“诸子”的缘由。《天问》的天，颇有指一切法象的意味，与道家的“道”字，《易经》的“易”字，都是各家用以代表这些“法象”的名词，屈原为楚之宗室重臣，有丰富的学识和经历，以非凡才智作此奇文，颇有整齐百家、是正杂说之意，《天问》的光辉和价值也就很清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了！

　　从全诗的结构及内容来看，全诗373句1560字，是一首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一说一百五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解决而他又怀疑的，也有明知故问的，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问，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从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时代人进步的宇宙观、认识论。《天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精深的内容，使之成为世界文库中绝无仅有的奇作。

　　全诗总体看来大致可分两大部分。每部分又可分为若干小节。

　　从篇首至“曜灵安藏”，这部分屈子问的是天，宇宙生成是万事万物的先决，这便成了屈原问难之始，其中从“遂古之初”至“何以识之”问的是天体的情况，“明明暗暗”四句讲宇宙阴阳变化的现象。第二小节自“圜则九重”到“曜灵安藏”则是对日月星辰提问：它们何以不会坠落？太阳每日要走多少路？月亮何以有阴晴圆缺？以及有关日月的一些传说的疑问。从“不任汩鸿”起问的地事，从禹治水过渡到“何气通焉”说的是古传说中关于地球的一些情况，而“日安不到”以下六句则就地球上所看到的日的现象发问。第三节从“焉有石林”到“乌焉解羽”一节多为二句一问，都是当时民间传说中的怪事。

　　以上《天问》的第一大部分，大体是就自然界的事物发问，并联想到与自然有关的一些神话与历史传说，文章富有变化，联想丰富而有情致，除少数可能有错简外（如“河海应龙”二句或为错简，或有失误），不能以后人习惯的文章结构之法去看它，而认为是“与上下文不属”，杂乱而无章法。

　　从“禹之力献功”起，对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与史实提出了问题，这些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构成了《天问》的第二大部分。

　　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子对这些传说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的传说的怀疑中，往往表现着诗人的情感、爱憎。尤其是关于鲧禹的传说，表现了作者极大的不平之情，他对鲧治水有大功而遭极刑深表同情，在他看来，鲧之死不是如儒家所认为的是治水失败之故，而是由于他为人正直而遭到了帝的疑忌，这种“问”，实际上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遇到的不平待遇的愤懑，《天问》的思想光辉就应当是这样来理解的。

　　自“天命反侧”起则进一步涉及商周以后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诸如舜、桀、汤、纣、比干、梅伯、文王、武王、师望、昭王、穆王、幽王、褒姒直到齐桓公、吴王阖闾、令尹子文……，屈原提出的好多问题，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政治的正邪、善恶、成败、兴亡的看法，这些叙述可以看成是这位“博闻强志”的大诗人对历史的总结，比《离骚》更进一步、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对楚国政治现实的抨击，也是希望君主能举贤任能，接受历史教训，重新治理好国家的一种变幻了的表现手法。

　　《天问》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是以四字为句，以问的形式从一个问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细细读去还是可以理清脉络，弄明主脑的。《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屈赋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大致四句为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使用，富于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沦说：“或长言，或短语，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复，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引孙鑛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它表现的是屈原的学术思想，问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在修辞手法上，自然没有像《离骚》、《九歌》、《九章》那样绮丽而富于浪漫色彩，但正如清贺裳《骚筏》所评“其词与意，虽不如诸篇之曲折变化，自然是宇宙间一种奇文”。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答苏武书》是一篇创作于西汉时期的散文，作者李陵。天汉二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按兵不动，致使李陵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遂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的苏武数次相见。始元六年（前81），苏武得归，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以此书作答。 这封信的主旨是为自己的投降行为解脱。信中战斗场面写得极有声色，显然是要说明，当时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己方将帅的不顾大局，武帝处置（诛陵全家）失当，所以，自己投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进而使读者产生同情；此外，屡用强烈对比，如身处异域而怀念故土，以寡兵深入众敌而浴血奋战，苏武持节荣归而自己居人篱下，确实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篇文章，学者多认为系后人伪作。但《文选》中收入，当系选自《李陵集》中，故其写作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汉代。

　　信中战斗场面写得极有声色，是要说明，当时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己方将帅的不顾大局，以及后来武帝处置失当（诛杀李陵全家），所以，他的投降完全是出于不得已，进而使读者产生同情；此外，屡用强烈对比，如身处异域而怀念故土，以寡兵深入众敌而浴血奋战，苏武持节荣归而他居人篱下，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这篇文章，学者多认为系后人伪作。但《文选》中收入，当系选自《李陵集》中，所以该文的写作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汉代。

　　前99年（天汉二年），李广利率军伐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召李陵负责辎重。李陵请求自率一军，武帝不予增兵，只令路博德为其后援，而路博德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带着步卒五千，深入匈奴，面对数十倍于己方的敌军。苦战之后，又逢管敢叛逃，暴露了李陵兵少无援的军情，单于于是集中兵力围攻，李陵兵尽粮绝，北面受虏。降匈奴后，曾与被匈奴扣留的苏武数次相见。前81年（始元六年），苏武得归，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以此书作答。

　　这封信分为五段，层次、脉络分明。

　　第一段开门见山，说明绝交的原因，开篇劈头就是“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足下故不知之”。交友之道，贵在相知。这里如此斩钉截铁地申明与山涛并不相知，明白宣告交往的基础不复存在了。接下去点明写这封信的缘由：“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这里“越俎代庖”的典故用得很活。此典出于《庄子·逍遥游》，原是祭师多事，主动取厨师而代之。嵇康信手拈来，变了一个角度，道是厨师拉祭师下水，这就完全改变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嵇康特别强调了一个“羞”字：庖人之引尸祝自助，是因为他内心有愧，因为他干的是残忍、肮脏的事情。他就一下子触到了山涛灵魂中敏感的地方。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具有“先声夺人”之妙。行文用典，历来有“死典”、“活典”之别。象嵇康这样，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便上成功的佳例。至此，与山巨源的基本分歧，明白点出，下面就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看法。

　　第二段，作者高屋建瓴，提出人们相处的原则。文中首先列举出老子、庄周等十一位历史人物，借评论他们的事迹阐发了“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原则。表面看来，嵇康这里对出仕、归隐两途是无所轩轾的，且以“并介之人”推许山涛，但联系上文一气读下，就不难体味出弦外之音。既然在那样的时局中，做官免不了沾染鲜血，那么出仕者的“本性”如何，自在不言之中了。于是，推许成了辛辣的讽刺。当然，这种讽刺是全然不动声色的，而对方却心中明白、脸上发烧。古人有“绵里针”、“泥中刺”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含蓄的讽刺手法，在阐述了“循性而动”的一般处世原则后，作者笔锋一转：“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指出人们根据气节本性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强行改变的。这是承上启下的一笔。

　　第三段便描述起自己的本性和生活状况来。他写了自己极度懒散的一些生活习惯后，使用了一个比喻：“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真是形象之极！禽即擒字。作者自比野性未驯之鹿，他对山涛说：不错，出去做官司可以得到“金镳”、“嘉肴”——富贵荣华，但那代价我也是知道的，那要牺牲掉我最宝贵的东西——“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因此，我宁赴汤蹈火，不要这富贵的圈套。写到这里，不必再作抽象的议论，作者就已把自己的浩然正气，大义凛然的人生态度，以及不与恶势力妥协的立场，生动地描摹出来了。

　　然而，作者并不肯就此置笔。

　　第四段，他进而举出阮籍受迫害之事，指出自己与朝廷礼法的矛盾更为尖锐。嵇康把这些矛盾概括成九条，就是很有名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这九条排比而出，滚滚滔滔，一气贯注，丝毫不容对方有置喙的余地。嵇康自己那种“龙性谁能驯”的傲岸形象也就随之呈现到读者的面前。这“七不堪，二不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狂得过分一些，而在当时，一则疏狂成风，二则政治斗争使然，所谓“大知似狂”、“不狂不痴，不能成事”，所以并不足怪。在这一大段中，作者渲染出两种生活环境：一种是山涛企图把他拉进去的，那是“官事鞅掌”、“嚣尘臭处，千变百伎”、“鸣声聒耳”、“不得妄动”；一种是他自己向往的，是“抱琴行吟，弋钓草野”、“游山泽，观鱼鸟”。相形之下，孰浊孰清，不言而喻。至此，已把作者自己的生活旨趣及拒不合作的态度讲得淋漓尽致了。特别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一条，等于是和名教，以及以名教为统治工具的司马氏集团的决裂宣言。这一条后来便成了他杀身的重要原因。

　　下面一段转而谈对方，以交友之道责之。在列举了古今四位贤人“真相知”、“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之后，作者使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他讲：这个道理只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当然您是明白的了。初看起来，是以“达者”相许，然而下面随即来了一个大的转折：“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这简直就是指着鼻子在骂山涛了：我原以为你是够朋友的“达者”，谁知道你却象那强迫越人戴花帽子的蠢家伙，象那专吃臭尸烂肉的猫头鹰一样。这两句话骂得真够痛快，正是嵇康“刚肠疾恶”本色的表现。如果说开篇处的讽刺还是绵中之针的话，这里则是针锋相对了。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命笔之际，愤激愈增的心情。

　　最后，作者谈了日后的打算，表示要“离事自全，以保余年”。这一段锋芒稍敛。因为他是一时风云际会的领袖人物，是司马氏猜忌的对象，故不得不作韬晦的姿态。但态度仍坚定不移：“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可说是宁死不合作了。而对山涛鄙夷之情，犹有未尽，故终篇处又刺他一笔：野人有以晒背为快乐，以芹子为美昧的，想献给君王，虽然一片诚意，但也太不懂事理了，“愿足下勿似之”。又是不动声色，而揶揄之意尽出。

　　刘禹锡说：“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正是魏晋之际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面镜子。《绝交书》直观地看，是嵇康一份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写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放纵情性、不受拘羁的生活方式，又表现出他傲岸、倔强的个性。然而，《绝交书》的认识意义并不止于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嵇康愤激的言词中体会到当时黑暗、险恶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在士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和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绝交书》中描写的生活旨趣和精神状态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反映出当时社会风貌和思想潮流。

　　文章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写起，说明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辞意恳切，真情流露，语言简洁，委婉畅达。此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相传晋武帝看了此表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作者陈述家庭的特殊不幸和作者与祖母更相为命，以使武帝化严为慈，化对立态度的逞威为同一立场的体恤。“臣密言”，是奏表开头的一般格式。“臣以险衅，夙遭闵凶”，是第一段的综述，又是全文陈述苦情的总冒。“险”，不同于今天的“危险”义，《说文》：“险，阻难也。”贾逵《国语》注：“衅，兆也。”“险衅”，险恶的兆头。“闵”，病困，凶丧。“险衅”“闵凶”这两个词儿含义程度很重，很快就把读者导入惨苦的境域。什么“险衅”?什么“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小孩儿出世主要依靠父母抚养，竟然“慈父见背”，是一大不幸。《文子》：“慈父之爱子，非求报。”可见父慈于子是人之本性。作者不用第一人称“臣”，而用第三人称“孩”，旨在客观陈述苦情以使武帝动心。父亲死了，固然痛苦，如果还有慈爱的母亲一道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那还只是比较艰苦而已，竟然又“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是又一个大不幸!《晋书·李密传》：“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四岁的孩子，既经失怙，又已失恃，宛然一只被猎人击毙父母的没有羽翎的乌鸟，其寒伧、蒙昧、本能地求居觅食而又不可得的苦状可以想像得之。《毛诗序》：“卫世子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舅夺母志”典出于此，但这是托词（因为封建社会里人们把妇女在亡夫以后的改嫁视为丑事），也是作者对母亲宽解的一种孝行。从心理的通常情况看，似乎长者特别喜欢第三代，似乎祖父祖母喜欢孙子胜过儿、媳喜欢子女；如果这种判断不误，那么，祖母刘氏对作者的特别喜欢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作者是一个失怙失恃的孩子，当然特别喜欢又加上特别同情了，这样，“悯臣孤弱”的“悯”其含义之深、程度之重可以贴切体会，祖母当然“躬亲抚养”了。《晋书·李密传》：“密时年数岁，感恋弥至，烝烝之情，遂以成疾。”“九岁不行”，也许是软骨病之类。如果孩子身体健康，祖母操心费力可能少些，竟是“九岁不行”，特异的体弱是又一种大不幸，是祖母格外操心费力的又一个因素。以上一句写“弱”，以下集中写“孤”。尽管有三种大不幸，如果家里人丁较多、外面亲戚不少，那还可以有若干圆通的余地，是“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孤”得够痛苦了，够奇特了，够长久了：一，从作者的父辈看，没有叔叔又没有伯伯。二，从作者的平辈看，没有哥哥又没有弟弟。《诗经·郑风·扬之水》：“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汝）。”郑玄笺：“鲜，寡也。”

　　作者借用《诗经》一句，但“鲜”并不作“少”讲而作“无”讲，是在特殊的语言环境下跟“既无叔伯”的“无”避免重复的一种特殊词义。从外亲看，既没有为祖母、兄弟、妻子等穿孝服的亲眷，也没有为曾祖父母、伯叔祖父母穿孝服的家族，也没有为堂兄弟、为未出嫁的堂姊妹穿孝服的同姓，单枝独芽寡人一个。从经济看，门庭衰败，连个使唤的童仆也没有。最后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来简括、有力、形象地刻画作者幼年时经历的那种寂寞、清贫、孤独、悲怆、冷酷、凄厉无告、遭人白眼的惨境。封建社会的世俗观念跟今天不同，今天男女平等又以独生（无分男女）为正为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又提倡多子（男子），作者这个“九岁不行”，又是“既无叔伯，终鲜兄弟”，又是缺亲无故，又没有童仆的清贫之家的几世单传的孤根弱苗的成长，饱蘸着祖母刘氏多少关顾之爱，倾注了祖母刘氏多少矜悯之情，耗费了祖母刘氏多少操劳之力!不妨说，祖母虔诚不渝地把自己全部的智慧、热血、精力乃至生命都放在抚养作者上面，读者怎不被浸透在一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氛围之中而对作者产生深切的同情呢?如果祖母刘氏身心康泰，操作便利，那还可以有些周旋。大不幸又一次在必然中发生了，──祖母刘氏经受不了许多家庭变故的摧残，经受不了许多社会人心的冷遇，经受不了许多对孤弱孙儿的哀悯和担心，喂养和抱持，事必躬亲，因而“夙”婴疾病，“常”在床褥，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祖母所唯一依靠的是一根弱苗而已，“臣侍汤药，未尝废离”，概括而又具体地写出了作者对祖母的孝谨备至。《晋书·李密传》：“密奉事以孝谨闻。刘氏有疾，则涕泣侧息，未尝解衣，饮膳汤药必先尝后进。”可见作者对祖母感情的深切、侍奉的殷勤和依附的紧密。从“而刘”到“废离”不过寥寥几句，却勾勒出陈情不仕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以下论列紧紧把这几句当作唯一的事实根据。

　　第二段历叙朝廷多次征召，优礼有加，都由于“刘病日笃”而有着“报国恩”和“徇私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者旨在消除晋武帝的疑虑，为下文请求“终养”埋下伏线。“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其中有对晋武帝的最高颂词；更有对作者深受其恩的最大感激，“沐浴”一词隐喻作者犹如禾苗蒙受雨露滋润因而茁壮成长。武帝担心作者以事奉祖母为借口，实在是对新朝持反对或观望的态度，作者更担心如果措词失当会引起武帝疑虑将有杀身之虞。“奉圣朝”，臣仆称君之词，“沐浴清化”，臣仆无比感激新朝的话，称呼和感激都能使晋武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宠臣对君主说话，因而心弦为之一弛。“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又作为一个过渡引导到“陈情”上来，以下具体地陈述“沐浴清化”的事实：一是太守推举作者为“孝廉”，这是褒德；二是刺史荐拔作者为“秀才”，这是称才，但是“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辞不赴命”乍一看来并非“沐浴清化”，其实是最好的“沐浴清化”，因为晋朝的地方官吏不但承认并且大力表彰了作者的孝顺和与事有原则和有才干，而且体谅了作者的惨苦处境，通情达理，言到行成。由于是地方官吏，又由于是以前的事，只用“供养无主，辞不赴命”简单交代一下就行了。“沐浴清化”的更重要的事实是“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武帝“特下”诏书，而且要作者做特别亲信的宫廷侍卫之长；不久又授予辅佐太子的官职。面对最高统治者一再提拔，作为降臣的李密越发不能简单从事了，于是“具以表闻”。

　　在武帝看来，李密对这种厚爱竟然“辞不就职”，难免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作者巧妙地写道：“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作者主动说出武帝心中想要说的，而且是这样委婉，这样诚恳，武帝当然会心平气和了。但这话毕竟是作者所说，从以前的情况看，并没有获得武帝的谅解，而是遭到强迫手段：“诏书切峻，责臣逋慢。”“切”，“峻”，“责”，“逋”，“慢”，都准确鲜明地刻画了武帝当时的恼怒情态。郡县风驰电掣地执行王命，是“逼迫”，是“催”臣上道，州司具体贯彻王命，是“临门”，是“急于星火”，先后六个四字句，非常精练形象地描绘了一幅雷厉风行无可阻遏的催命图，这与上文所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为鲜明的对照。“臣欲奉诏奔驰”的“奔驰”用得绝妙，它有力地显示了作者非常急切地希望立刻赴京为皇家奔走效劳的焦急心情，“刘病日笃”的“日”字又准确地显示了苦情日深而且是为时不久，它跟下文“苟循私情”的“苟（姑且）”相得益彰。作者巧妙地应用了二难推理：“欲奉命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循私情，则告诉不许”。二难推理是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联合起来的推理，它的前提既然有两个，结论就是或此或彼，因此说，“臣之进退，实为狼狈”。这个结论含蕴精警，表面看来它有对武帝的忠敬之心，又有对祖母的孝顺之情，使武帝意识到作者的真情实感一一出自肺腑，句句有理，处处合情，部分地消除了对作者的某些疑虑。其实呢，辩证地看，这里的根本观点是“先徇私情，后报国恩”。如果是先直截了当地提出“愿乞终养”，很可能激怒武帝遂致罹难，这里形式上提出两难，正是作者与事为文的高超所在。怎样进一步说服武帝呢？作者留下了一个悬念，而把读者引向下面的关键的即是高潮的一段。

　　第三段提出晋朝“以孝治天下”这个治国纲领，陈述作者特别孤苦的处境和作者的从政历史、人生态度以及政治思想，以便进一步打消晋武帝的疑虑。《韩非子·说难》：“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有欲矜以智能，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作者紧扣治国纲领大做文章，使武帝感到“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见《说难》）。圣朝“以孝治天下”，并且做到“凡在故老，犹蒙矜育”，是热切称颂朝廷褒扬孝行态度坚决、措置得当，却更是为“愿乞终养”设置根据。于是说出了“况臣孤苦，特为尤甚”，副词“特”和两个形容词“尤”“甚”集中有力地写出了作者的情况是异乎寻常的特殊，那就越发应当而且必须“蒙矜育”了。如果是粗心的作者，行文至此，也许可以认为提出“愿乞终养”了，那仍然要把事情弄坏，因为“以孝治天下”是讲法，“凡在故老……”是说理，都还只是一般的论辩艺术，都还没能进一步打开武帝的心扉。聪明而又耐心的作者忽然宕开一笔，索性刺刀见红，把情节推向高潮!他勇敢坦率而又十分机警地把自己的历史问题、人生态度以及从政思想来一个彻底交代，全盘亮相：“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少”“仕”“历”职说明了仕臣之久，供职之勤，但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尽忠守节于西蜀，而是为了“图宦达”。既然“图宦达”，就说不上“矜名节”，就较多地打消了武帝的疑虑。另一方面，武帝的措施又使作者这个“至微至陋”的“亡国贱俘”深感“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完全应当“士为知己者死”，怎么可能徘徊犹豫、另有所图呢?这又进一步打消了武帝的一些疑虑。在武帝看来，皇君至高无上，降臣至卑无下，动不动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施以高压。作者看准了这种心理状态，尽量把自己压低，把国恩抬高：“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一个“贱”字，仍旧感到不足，再加上一个“微”字和一个“陋”字，而且是“至微至陋”。与此同时，国恩深重是“过”蒙拔擢，是“宠”命“优”“渥”（“优”“渥”同义），前朝降臣恩荣加身，必然要欣慰，惶恐，感奋无已，效忠不二，这正是武帝所急切希望的。接着用反诘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只能是增强陈情语气而不会激怒武帝，降臣对新主竟能如此措词这是少见。也不是守节蜀汉，也不是拒官新朝，那是为什么呢？唯一的原因除了前文所说，作者勾勒了又一幅惨苦图，亦即祖母刘氏的病笃图：“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个隐喻形象地表白了祖母大限临头，而且是很快地临头，作者只是竭力捕捉一刹那的时机，完足一刹那的义务，享受一刹那的幸福而已，这已为下文“报刘之日短也”张本。

　　文章至此，完全可以提出“愿乞终养”了，但聪明而又极其细心的作者还怕武帝认为以一般的孝敬长上为借口实在为的消极抗拒皇命，作者又一次综述了自己跟祖母血肉相连不可或离的紧密关系，“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是一种意思，一种说法；“母、孙二人，更相为命”，还是这种意思，但是另一种说法，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又自然地得出了“区区不能废远”的结论。“区区”，拳拳，一片真情，也就是“不能废远”，用“区区”又用“不能废远”，也是强调中具有错综变化。以上两句出自肺腑，动人神魄，从悉心说服武帝体恤下情看，“区区不能废远”明确表示不能分离，比上文“臣之进退，实为狼狈”的两可之说前进了一步。 [7]

　　第四段明确提出“愿乞终养”，表示要先尽孝后尽忠，以期感动武帝达到陈情目的。

　　尽管作者从法从理从情写得娓娓动人，但他仍然清醒地、审慎地料到武帝不能满足于“区区不能废远”的说法，还会采取一些相应的高压手段。作者又清醒地、审慎地估计到尽管上文已经有种种刘氏大限不远的表白，但武帝还会认为“徇私情”跟“报国恩”的抵触，作者仍旧不能提出“愿乞终养”的请求，本段开头就亮出具体的时限说：“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四十四岁，是中年人，风华正茂，报国多日；九十六岁，古来稀有，风烛瓦霜，瞬息可灭，很自然地得出“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的结论，这结论清楚地陈述“报国恩”跟“徇私情”只有为时极短的矛盾，稍稍从长远着眼就根本没有矛盾，也是合情合理地提出解决尽忠跟尽孝暂时发生矛盾的措施的有力依据。从武帝设想，可以把成全李密作为“以孝治天下”的一个范例，更可以达到李密出仕新朝的目的，冠冕堂皇，惠而不费，何乐而不为?!老练深沉的作者这才水到渠成地提出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请求。“乌鸟私情”，是比喻也是比拟，它是“愿乞终养”的根据，又回溯到这是动物本性所在，治天下的本性所在，完全符合“以孝治天下”的纲领；又是恳切、谦抑的天真流露，这种措词委婉得体，曲折有致，连铁石人也得回心转意，武帝当然不能拒绝。《尔雅·释诂》：“愿，欲也。”它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愿意”，应作“很希望”讲，表示愿欲之深。用了“愿”又用“乞”，同义的语词反复表示分外强烈。精妙的是，作者明确提出请求以后，还害怕武帝不相信他所说的“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为了印证所说句句属实，了无欺诈，再作出了以下印证：“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所见”，“明知”，“共鉴”，异词同义，有力地显示了作者的辛苦如日之光，如火之煌。当然，印证的作用远不在于使武帝深信其事，更可以使武帝感到，即使不从作者的处境考虑，而从“以孝治天下”这个手段出发，成全了作者为时短暂的请求，可以收民心，可以服官吏，又可以动神灵，更可以慰作者，一举四得，何乐而不为?!奇妙的是，作者还觉得意犹未遂，言犹未尽，情犹未达，理犹未顺，再一次请求“矜悯愚诚，听臣微志”，以便刘氏意外地免除不幸，以便自己意外地获得成功。“愚诚”，“微志”，“侥幸”，“保卒”，一连串的词语，表示作者以最谦恭、最虔诚的口吻含泪哀求，催促武帝彻底动情。更妙的是，为了再一次使武帝放心，作者最后提出“生当陨首，死当结草”的保证，这比“尽节于陛下之日长”又大大进了几步：活着不惜人头落地，死了也要结草衔环。尽管实质是为了作者对祖母的高谊隆情，但作者对武帝的极其忠爱、无比尊崇、十分殷勤的心情溢于言表，使武帝越发深信作者陈情的诚挚和急切。最后又以一个降臣的口吻概括地表达了格外恭谨的想法：是“犬马”，是“怖惧”，更是“不胜”，宛然适合一个新朝君主所希望听到的降臣的朴实、真切而能扣人心弦、令人怜悯的语言，怎不使武帝叹为观止、霁怒为怜、予以怀柔呢?!《晋书·李密传》：“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华阳国志》：“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晋书·李密传》：“后刘终，服阕，复以洗马征至洛。”可见李密是情真意切。

　　《阮裕焚车》是一篇质朴的散文，用的虽是口语，但短小精悍、意味隽永、耐人回味。本文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历来为人们所喜读，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其所述的阮裕这一人物事迹，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影响很大。

　　文章中阮裕的形象，首先无私助人，让人尊敬。一个与阮裕没有很大交情的人因某件旁人看来较为晦气的事向阮裕借车他都肯借，可以看出阮裕的爱心。其次，阮裕不愿意保留不能体现使用价值的东西。阮裕焚烧了马车，使自己的私心绝灭。阮裕有着直率、助人为乐以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性格，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最后，通过阮裕的正面形象，本文还讽刺了因吝惜自己的钱财而不肯去帮助他人的人。这也体现了《世说新语》一贯的风格。

　　文章一开始表彰真隐士以树立榜样，接着指出假隐士周颙的名字，并把他隐居时与出仕后截然不同的行为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层层揭露其虚伪本质，描绘其丑恶面目。全文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第一段，主要是泛论各类隐士的行径不同。文章头四句写北山神灵，腾云驾雾，来到山庭，刻下了这篇移文。“夫以耿介拔俗之标”，以下五句，主要写隐士的风度和思想。“若其亭亭物表”以下七句，写隐士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鄙视态度。他们视千金如草芥，视万乘如脱屣；他们常和神仙。隐逸之士接触，常与各种奇人交往。作者以赞赏的语气写真正的隐士，目的是为了衬托出假隐士的可鄙。故此，笔峰一转，指出有些人“终始参差，苍黄翻复”，使得墨翟，杨朱为之悲泣恸哭。 “泪翟子之悲”二句，用了两个典故。墨子见练丝而泣，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杨朱见歧路而哭，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接着又用了两个典故，尚生稻仲氏，来说明山林中已无真正的隐士，并引起下文。

　　第二部分是第二和第三段，写周颙先隐后仕的经过。第二段，揭露周颙隐居实非本意，他刚隐居时，立志甚高，似欲凌驾巢父、许 曲之上，一旦接到诏书就得意忘形，急欲走马上任。文章先用几个典故，揭露他冒充隐士，又写他凌驾一切，自命清高。妄自尊大。一旦朝廷派使者进山征召隐士，他就得意忘形，急不可待地想外出做官了。显露出庸俗的神气。第三段写周颙出仕后在官场上的活动 。“纽金章，绾墨绶，跨属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写周颙当上了本郡最大的县的县官，后又做了山阴县县令。于是整天忙于官场事务，处理文书，处理案件，还一心想超过张。赵、卓，鲁等历史上著名的能吏，甚至还想效仿治理三辅的能吏，名扬四海，声传九州。以前是那样热哀隐居，从衣着到风度。都装作隐士的模样，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官员，而且还一心想往上爬，做大官。这一段和前边隐居生活相对照，变化之大，前后判若两人。

　　第三部分是第四段，写由于周颙的出仕，使此山深蒙耻辱。通过“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写四周的山峰对北山当初容纳周颙做假隐士而加以嘲笑。接着又用骋西山之逸议，驰东皋之素谒”来表明山中的清议纷然并起。 逸议，素谒，均指隐逸者的清议。无论是四周群山的嘲笑和抗议，还是林、涧，桂，萝所表示的义愤和指责，都辛辣讽刺了周颙之类假隐士欺世盗名的虚伪情态。

　　第四部分是第五段，写拒绝周颙再来山上，充分表示了对他的厌恶和鄙视。先写周颙路过这里，纷纷表示不能再上当受骗蒙受耻辱，于是采取措施，拒绝他的到来，同时还要拦截他的车马，让他立即离开了北山。对这样的人真是深恶痛绝。

　　此文全篇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山中景物的蒙耻发愤的心情，对山水草木的描写形象生动，语言精炼华美，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而且富有浓烈的抒情韵味。作者让山林景物全体出动，而且让他们富有人的感情，喜、怒、哀、乐，谈笑怒骂，揶揄嘲笑，矛头指向假隐士周颙，从而深刻揭露了士大夫们伪装清高实则苦心钻营。争名逐利的丑恶灵魂，具有深刻的抗判意义和现实意义。此文是骈文，全篇以对偶句为主，基本上由四字句和六字句相配而成，而且用典精切，笔锋犀利，因此成为南北朝以来广为传诵的佳作。

　　白居易作文和他写诗一样，思想感情袒露无遗，语言务求通俗浅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篇文章是在吸取前代和同时代作家所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诗歌理论的纲领，总结他创作政治讽谕诗的经验，观点鲜明，文字生动流畅，有较强的说服力，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篇散文在简要地叙述他写作这封信的目的之后，以大量篇幅，列举文学史上大量作家和作品，用十分简洁的语句，叙述历代诗歌发展变化的概况，阐明《诗经》以来反映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他从“六义”着眼，强调“风、雅、比、兴”是“六义”的精髓，并从“六义”的兴起、削弱，以至逐渐衰微、消失，评价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虽然还不能概括从上古到中古诗歌发展的全貌，但基本上能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他还提出诗歌的内容必须做到“根情”、“实义”，就是说诗歌所体现的感情和意义，正像植物的根和果实一样；而形式上的“苗言”、“华声”，是指诗歌的语言和声韵只是苗和花。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开出鲜艳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个比喻十分形象地说明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即内容是诗歌的根本，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只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才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按照这个观点，他在《诗经》之后，特别推崇杜甫的作品。肯定《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等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名句，而对六朝以来出现的脱离现实、绮靡颓废的文风，“嘲风雪，弄花草”的形式主义作品加以批判和否定，态度明确，褒贬基本得当，为他提倡的新乐府运动揭示有力的理论根据。

　　白居易从自己的勤学苦读，谈到仕宦之后潜心诗歌创作，以及作品的巨大影响，在总结创作经验时，着重谈到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得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结论。他谈到自己“苦学力文”的过程，说从二十岁以后，“昼课赋，夜渎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描写具体生动，读后令人感动。他还谈到，在创作《贺雨》《哭孔戡》《秦中吟》等诗篇时，由于紧密联系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现实，贯彻自己提出的创作主张，却被达官贵人切齿痛恨，但他毫无反悔之意：“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相反，他对自己的诗文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欢迎，感到由衷的高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减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诗歌无论是在当时或是后世，影响是很大的，正是由于他用诗歌作武器，揭露社会矛盾，反映现实生活，具有进步意义。他特地把自己诗歌创作中有关“美刺兴比”的篇章，编为《新乐府》一百五十首，称为“讽谕诗”，体现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成果。

　　白居易以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教为准则，说明他写“讽谕诗”是表达“兼济之志”，其目的还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写“闲适诗”是表现“独善之义”，特别是贬谪江州之后，他在政治思想上由积极转入消极，写了大量的“闲适诗”。所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人生观，正是反映他思想上的矛盾，也正是这种思想矛盾，使他的晚年创作走上消极颓放的道路。此外，本文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对陶渊明、李白等的诗歌创作的批评也有不当之处，这也是必须加以指出的。

　　这篇散文用人物传记的形式写毛笔的制作、使用和日久头秃被主人所废弃，因此摹拟史传笔法。全文一共是五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一二段为第一部分，写毛颖的家世。三四段为第二部分，通过毛颖被皇帝重用与抛弃，这样亲疏各别的对比，深刻阐明：皇帝寡情，对待百姓不过是利用而已。第五段为第三部分，是作者对毛颖以俘虏身份进见，受到重用，最后被弃置这一事实发表议论。这篇散文运用语意双关、寄托象征的方法，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意在言外，耐人咀嚼。

　　第一部分，写毛颖的家世。第一段，先叙毛颖祖先明际，封于卯地，死后为十二属相，次叙敌人月宫、齐东郭馈被害，如同史传叙述先世。第二段借秦始皇大将蒙恬围猎献俘，隐喻聚毛制笔。“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始皇使恬赐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处处双关毛笔。

　　第二部分，第三段写毛笔因有广泛功用，得到人人的喜爱和皇帝的重用。叙毛颖得到宠幸，“与上益狎”的情况，作为下面被抛弃的反衬。第四段，写毛颖因“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而遭皇帝揶揄，并受到“不复召”的冷遇。

　　第三部分，模仿《史记》“太史公曰”评价毛颖的历史功绩，对其遭到疏远抒发感叹。是作者对毛颖以俘虏身份进见，受到重用，最后被弃置这一事实发表议论，尖锐地指出：“秦真少恩哉！”篇末点睛，一针见血。

　　这篇文章以事件进行谋篇，三部分紧密联系，一气贯注，但中间峰峦迭起。如毛颖祖先的一支遭覆灭之灾，毛兔家族交了厄运，接着蒙恬将军“载颖而归”，毛颖成了俘虏，不料秦始皇“赐之汤沐”，毛颖得到了封爵，“日见亲宠任事”，情况发生剧变。毛颖的命运由逆境往顺境转化，此后，愈见发达，君臣、国人，无不喜爱，毛颖达到了事业的峰巅，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毛颖免冠谢皇帝，暴露了自己的缺点，便被皇帝弃之不用。这是文章的一大转折，既是寓言的高潮，亦是它的结局。这个结局是带悲剧性的，它犀利而深刻地道破了皇帝的本质。行文至此，本可收束，但“太史公曰”一段议论阐发了寓言的含意，使主题愈益深化。如此转折变化，曲尽其妙。

　　这篇散文在写作手法上颇具特色。

　　首先，这篇散文的构思新颖奇特。作者别开生面，采用寓言文体，选取众所熟知的毛笔作为主角，用拟人手法，并仿照《史记》人物传记的体例宋写，化对具体事物的客观说明为对人物身世的生动描述，寓作者之意于“毛颖”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遭遇之中。读者读完全篇，“毛颖”的生动形象仿佛浮现于眼前。散文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其艺术上的可贵之处，首先当推形象之创造。本文即以此构思，激活全篇，使之生动活泼，精彩动人。

　　其次，在表达方法上，文中有对毛颖身世、遭遇的叙述，情节生动、曲折，宛如小说。也有关于兔子，毛笔的知识性说明，使读者在饶有兴趣的阅读中增加见闻。其间还穿插一些神话、传闻，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结尾处仿《史记》手法，言微而意重，使读者读罢犹不能释手，似有余音不绝于耳。

　　总之，文章是将叙述、说明、议论、抒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整篇文章既锚落有致，富于变化，又做到章法谨严，进退有度。第三，作者行文无拘无束，自然流畅，语言富创造性。作者在文中继承和发扬了先秦西汉散文语言的优秀传统， 自然而无堆砌浮艳之风，多用双关语、谐音语，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使读者在轻松会意的微笑中为作者的机智所折服，并由此而产生共鸣。作者圆熟的语言能力，也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

　　这篇散文精辟阐明了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全文除首四句接近序文的性质外，正文基本上是韵文，隔句或逐句押韵，语言古朴精简，是一篇较为典型的“戒”体文章。

　　《敌戒》是作者在永州时所作。这篇短文，144个字，从秦灭六国后因自满而亡、晋厉公战胜楚国后反而招致内乱，以及臧孙纥对憎恶自己的孟孙速之死发出感叹这三个事例，鲜明地指出：敌人的存在虽然是有害的，但是如果有很强的敌情观念，能够以敌为戒，常备不懈，奋发图强，就能够转害为利。

　　作者用正反面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客观规律，批判了“敌存而惧，敌去而舞”的形而上学思想，告诫统治集团要居安思危，表明柳宗元已经认识到对立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