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对朝廷权贵扼杀人才深表痛疾不平，对他们遭贬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并表达了柳宗元与他们之间相互慰藉、坚贞不屈的知己友情。

　　首四句，为吴武陵这样横遭贬谪的人才而愤激不平。诗意是说，太平世道当然会轻视人才，把他们弃置在边荒的潇湘之边，正如敲石所击出的小小火花，在阳光普照之下毫无用处一样。这是柳宗元满腔愤怒而发出的控诉和辛辣讥讽。在权贵们看来，当时世道太平，阳光普照，根本用不着革新多事，有所作为，这是权贵打击摧残才士的无耻借口。他们竭力掩盖国事的矛盾、弊端和危机，仇视改革，排斥新秀，只知一味地谄谀奉承，沉湎享乐而不以为耻，其腐朽黑暗可想而知，根本没有太平盛世可言，当然也没有阳光普照。其实是权贵们害怕杰出人才参与朝政，有所作为，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所以对那些显露出才华而又不肯屈从的人才，横加指责和挑剔，一开始就进行无情的扼杀和摧残。这四句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反语讥讽，“理”实为乱，“阳光”实为黑暗。其次是隐喻，前二句与后二句构成比喻关系，但没有使用比喻词。

　　中间八句是对那些坚贞不屈而遭贬的人才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诗人将他们比作一群“铩羽”的乌鸦，在寒冷的秋天中饱受风寒的迫害。它们无法逃避是因为乌鸦停集在枯干上，没有遮蔽和凭靠。这里，“穷秋”象征恶劣的时局，“风寒”比喻无情的迫害，而“枯干”比喻才士们没有坚固的政治基础。因为这种情况牵涉到柳宗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所以这儿只好隐晦一些，用象征手法来表现。可以参看柳宗元的《感遇二首》。同时，由于这些才士能坚持君子的品德，不为所屈，遭受的打击就更为无情，处境悲惨，忧愁日深。

　　最后四句，表达了柳宗元与这些遭贬才士饮酒赋诗，聊以自慰以及所结下的深厚知己之情。为了发泄悲愤，排遣苦闷，遭贬的才士只能以酒消愁，以诗抒怀。放声高歌，权贵们是不会听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欣赏理解。吴武陵北归之后，柳宗元感到少了一个知音，深表惋惜。

　　该诗是一首描述界围岩的风光的诗，全诗突出了界围岩的瀑布风光。其景象气象万千，奇丽无比，想象丰富，感情直抒胸臆。

　　首先是开头四句，简单勾勒出界围岩的地理特征。“界围汇湘曲"凸显出湘江在这里盘旋不止，”青壁环澄流“则表明了碧水环绕青崖的美景。而后以“悬泉粲成帘，罗注无时休”，重点点出瀑布下注连绵不断，波澜壮阔的特点。

　　接着则是描写瀑布的飞流之声，”韵磬叩凝碧，锵锵彻岩幽“两句声色俱备，水流声像磬玉相叩在碧潭，其锵锵的清脆之声响彻幽岩，清脆悦耳。斟酌该句，可见字词贴切。如“碧”而谓之“凝”，“凝碧”又冠以“叩”，而叩击碧玉般青石之声乃为“磬”音，此磬之“韵”清远激越，这是多种力量的聚合，其中又极力突出了个“叩”字，从而令人于听觉感受中去领略那瀑布与岩石撞击发出的音响。”丹霞冠其巅，想像凌虚游“，则是描写红色的云霞如冠帽戴在山顶，令人想飞上青天，凌虚游历。

　　以上八句之景物描写实为佳句，却同时也为铺垫也，目的正是为了引出下方的诗句，以求得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

　　“灵境不可状，鬼工谅难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许多名家正是将目光投向此句，这四句“骨力傲岸，撑柱全篇”，”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句正是将水帘比做玉皇的天冕前挂下来的流苏，“体物极工”。又以简单的一句”鬼工谅难求“来凸显出其景物的难以细述的美妙，其比喻贴切，简洁且形象。仔细想来，作者在此之前已作了若干铺垫，先写水帘之整体形貌，继写其成帘罗注之状，次写其叩石如磬般的声响，终写水帘上方云霞环绕之景观，而后才以“忽如”二字，于灵光一闪间将之与玉皇所戴冠冕前下垂的玉串联系起来，惊警动人，让人不禁拍案叫绝。

　　惊句过后，则是发散想象，思及自身，有感而发。”采真诚眷恋，许国无淹留“，诗人联系了自己的遭遇，遥想当年像楚臣屈原一样被放逐到南方，曾有意要学仙成道。如今诗人却和屈子不可相提并论，如今即将是要回到北方去，皇上的诏书解除了羁绊和拘囚。因此诗人对采真求仙的眷恋，被以身为国的理想抱负所代替。于是以略带怅然的一句”再来寄幽梦，遗贮催行舟“来描写自身。即将返回长安，只好以幽幽的梦境相寄托，行舟既然催促，便唯有乘舟远去。该句虽是带有离别的伤感色彩，然联系诗人背景和句末的语气，仍可清晰看出，诗人大部分心情依旧是愉悦的。

　　此外，诗人在选词设色上颇费经营，如“青壁"、“澄流”、“粲成帘”、“彻岩幽”、“凝碧”、“丹霞”，可以说是五色杂陈，而读来不觉繁乱，盖因其整体色调倾向于清寒一路，由此形成了气氛肃穆、境界幽寂的诗境。迸一步看，全诗避免偶句，以单句直行，从而产生一种劲气直达的力感。孙月峰评论说：“写景如谢，然多用单语，觉骨力更胜。“（《评点柳柳州集》卷四十二）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有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有关事物和景色。这首《禅堂》是组诗的第三首。

　　《禅堂》与《净土堂》、《曲讲堂》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有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有并非有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有缘而生，喧闹当中有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这篇文章描写了临江之麋依仗主人的宠势而傲“内犬”，最终落得个被“外犬”“共杀食之”的悲惨结局，影射了那些无才无德、依势放纵、恃宠而骄的奴才，讽刺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讽刺了那些无自知之明，认敌为友，结果招致灭亡的人。文章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细致逼真，形象传神。

　　这篇寓言在艺术表现上的主要特点有三：第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写主人抱幼麋归家，一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八个字活画出群犬一拥而上，急欲啖食之态。下文写麋与犬狎戏，说“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写犬畏主人，一面与麋周旋，一面垂涎三尺之状，也十分传神。又如“外犬见而喜且怒”，用拟人的笔触刻画犬的心理活动也很形象。

　　第二，虽属寓言，状写动物，叙写却入情入理。见出作者体味物情之细，文字叙述之工。如写麇与犬习熟过程，开始入门，群犬垂涎，所以主人叱喝。之后，主人抱麋与犬习熟，由开始之不动，渐至与犬戏耍。进一步写麋渐大，与犬已熟，随意戏闹，竞忘了己之为麋，这个发展过程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第三，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人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寓言结尾只一句收束，“麇至死不悟。”寓意深沉。“至死不悟”四个字，既表达了作者的厌恶之情，也勾画出麋的可怜与可悲。

　　《临江之麋》以揶揄的口吻讽喻了社会上“依势以干非其类”的人。“忘己之麋”任性妄为，冒犯外物，以寻得快乐，可当它失去了主人的庇护，轻而易举地就被外犬“共杀食之”。更加可悲的是它至死还没有明白个中原因。古往今来，行事不知推己之本，躺在别人怀抱里讨口饭吃还自鸣得意的人，并不少见。从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深刻的讽喻意义，正是它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所在。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跂乌词》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不久。在此诗中，诗人借助于跂乌形象婉曲而真实地展示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和凄苦心灵创伤，描绘出一副令人心恸的自画像。通过此诗，可以深入地窥视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准确地把握他初贬永州时的创作心态。这不仅对读者欣赏他的寓言诗帮助不少，而且对全面地了解柳宗元和他的整体作品也大有裨益。

　　在这首诗中，诗人叙述了一只受伤乌鸦的落魄遭遇和打算未来避祸自保的寓言故事。全诗的内容可分三层。第一层，群乌和乐图。当旭日升起时，一群乌鸦在城头上空飞翔，哑哑地鸣叫着、争抢着飞向那朝阳的树枝，享受着阳光沐浴的温暖。它们梳梳羽毛、舒展舒展翅膀，显得那样的舒坦、惬意和快乐，似乎幸福的时光全属于它们了。于是它们对不幸的跂乌评头品足的大加议论起来，并伴有几分嘲弄和幸灾乐祸。这层对全诗来说，既交代了跂乌落魄的原因和背景，又显示出了跂乌同群乌命运的巨大反差。第二层，叙述跂乌落魄的原因和惨状。原因有二：一是志向太高，招致太阳里的三足乌的嫉妒，使其足病。二是损人害己。因抢夺别人的既得利益，为人所伤。因而处境狼狈，只能告别展翅高翔的蓝天，口衔树枝艰难地在低矮的树丛中跳跃。还须时时提防泥涂中蝼蚁和栋梁上的燕雀偷袭和伤害。这层是全诗的重点，集中描述了跂乌的落魄之状。第三层，跂乌所思。面对着环视的敌手，自己已经丧失了搏击长空的能力，与其受辱于敌手，不如效法支离和无趾，全身而退，以求自保。此层进一步写跂乌由身体的伤害到精神的伤残，加浓此诗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首寓言诗，作为寓言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托物寓意。首先，须看所托之物与所寄之意能否融为一体。其次，要求所寓之意真实。因为“意”是寓言诗的关键、生命和灵魂，“物”之不过是其载体而已。如果没有灵魂，寓言诗同平庸的写景诗和咏物诗就没有了差别。欣赏寓言诗，关键是对所寓之“意”的真实性的把握。再次，对“意”的表达方式是否幽深婉曲，尺度适当。太直则成为了咏怀诗而显得浅露，太曲易变成朦胧诗而不知所云。此诗成功地处理好了这几种关系，因而具有特殊的魅力。

　　形象鲜明、生动真切是突出特征之一。在“跂乌”这一形象中，诗人寓于了作者真切的经历、遭遇、感受和悲愤。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读者从群乌对跂乌受伤原因的议论中得到的答案是：志高和损人。这两点正是柳宗元遭贬的直接原因。他年少精敏，志向高远，再加之仕途通畅，三十来岁就成为了朝廷中的决策要臣，这使他的从政理想变得更加狂热和高远。他立志革除一切社会弊端和痼疾，再现盛唐的繁荣景象。正如“群乌”所言“慕高近白日”。结果势必引起政敌的嫉妒。再就是它们的革新的措施，就更严重的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如废除宫市、收回宦官特权、削弱藩镇势力和惩治贪官污吏等等，在“群乌”的眼中都是些“贪鲜攫肉”的损人行为，自然要遭到群起而攻之。这些都是柳宗元的真实遭遇。过激的革新立即招来了宦官、藩镇势力和朝官的反对派里外呼应的联合进攻，拥立太子李纯，强迫顺宗退位，严惩革新派骨干，在磨刀霍霍、刀光剑影的疯狂围攻下，其结果岂止是伤痕累累。另外，如和乐的群乌、窥视的蝼蚁和燕雀，正是政敌们弹冠相庆和仍将继续落井下石置人死地的丑态的传神刻画。他的好友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和《唐书》本传看法是一致的，认为柳宗元落魄主要是“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不自贵重顾藉”，得罪权贵所致。而“名盖一时”、人“畏其才高”又是久贬不用的根本原因。朋友之说的真实性和史书记载的权威性，足以说明了柳宗元落魄原因的真实性。所以韩醇《诂训柳集》说《跂乌词》是“用寓言之体”，“显以自况”。跂乌形象的真实，就是艺术地再现诗人经历的真实。

　　凄婉哀怨、悲壮刚强是此诗的又一特色。柳宗元在落魄的跂乌身上寄予的情感，也是自己那段特殊时间内的特殊情感的表现。失势的跂乌面对险恶的环境，他选择了效法支离无趾、避祸全身。这正是柳宗元内心矛盾、苦闷、彷徨和恐惧之情的真实表现。现代人大可不必去责怪柳宗元过于消沉、妥协和退却，也不必要求他当时为何不一直斗争到底、视死如归、气贯长虹。其实，谁都知道任何顽强的斗士，不可能内心没有丝毫胆怯和软弱。因此，柳宗元非但无可厚非，反而更让人敬佩他有敢于袒露真实内心的勇气。当时的柳宗元没有选择余地。一夜之间的命运逆转，不得不扶老携幼，从京城来到永州。到后的水土不服、亲人病逝、多病缠身，人身攻击的恶语、用心险恶的诽谤，还有那“不在量移之限”的一纸诏书，打击一个接一个的劈头盖来，柳宗元的前途几乎被全部封杀。伴随而来的还有那令人窒息的孤独和寂寞。对于这种远远超出肉体和心理承受能力的伤害，迫使他与佛门有了亲密的接触。“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佛门何处销”。在这条王维当年选择的道路上，柳宗元又蹒跚地行走着。当然，佛门并不是不幸的真正的避难所，暂时的安慰无法治愈永恒伤痛。这大概是前人众口一词的认同柳宗元的作品以哀怨、凄婉为感情基调，深得骚人之趣的原因吧。在柳宗元的集子里，处处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常积忧恐”、“恒惴栗”的情感涌动。周昂在《中州集》中的《读柳诗》一诗写道：“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乔亿的《剑溪说诗》更是明确指出《跂乌词》“恻怆动人”，情感哀怨。刘克庄认为“可悲而泣”。因此，《跂乌词》所表达出来的凄婉哀怨，是柳宗元当时最真实的情感。不过，在悲切中还夹有一点悲壮。跂乌的昂首，正是张谦宜评柳诗时所说的“矫矫凌人意”，“毕竟不平和”。

　　物我一体、婉曲含蓄是此诗表现手法上的特色。在《跂乌词》中，柳宗元以高超技巧，展示出寓言诗的魅力。全诗无一不在说跂乌，又无一不在言自己，真正做到了物我难分。这种效果的取得，首先在物的选择上，诗人以跂鸦为意的寄托物，是很有深意的。它具有多层含义。一方面，乌鸦是不吉祥的小动物，给人的印象是多嘴惹祸、制造麻烦、没有婉转动听声音，常常被人指责。柳宗元的革新中的言行举止，被众臣视为“怪民”，群起攻之，这点与乌鸦十分相似。当然，群乌给柳宗元的印象也是一样。这就缩短了物与人之间的距离，启动了读者的想象。另一方面，跂乌又是令人同情的弱者，它那伤残的躯体、危险的处境以及惶恐退避的心理，读者更易锁定被贬的柳宗元。其次，在跂乌的刻画上传神而深刻，作者舍弃外貌描绘而直达其神。突出的只是落魄过程和此后的感受，及避免了浅直之弊，其婉曲之美、含蓄之韵，使物我浑然一体。

　　总之，《跂乌词》不仅集中地体现了柳宗元的寓言诗的特点，而且代表了柳诗的主要风格——凄婉哀怨。也是深得楚骚精髓之佳作。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樵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此诗写诗人与谢山人早晨同到愚池游览时情景，虽飘然有出尘之思，然毕竟身处逆境，聊作羲皇上人，也只是暂时的自我安慰。

　　诗的首联写道：“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在一个露白风清的早晨，诗人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用清澈的池水洗过头，换上轻薄的头巾，沐浴着习习凉风，惬意极了。这真是一幅无比清静幽雅的图画。天地间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只有愚池边的诗人和相携而至的谢山人。诗句中一个“清”字，既是写眼前景物，同时又点出了诗人心境，情与景交融成一种境界，渲染出诗人的恬淡情趣。初看，上句是叙事，下句是写景。其实，诗人是把自己也当作一景来写了，由于有了人的活动，景物才会如此生动而富于情趣。

　　愚池早晨这种清静幽雅的景致，使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的感叹。诗人谪居永州已经六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永州奇异的山水之美，使诗人的心灵多少得到一些慰藉。他移居愚溪之畔后，过着与农圃为邻的村居生活。这种闲适恬淡的生活，使诗人觉得仿佛就是隐居山林。他在《溪居》一诗中写道：“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所以，当他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置身于这清静幽雅的景致中，浑然觉得自己已超尘出世，俨然就是一位山林客了。诗的首联与颔联，景与情融溶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物我合一、脱俗造化的境界。

　　颈联“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高远寥阔的图景：云霞散去，天朗气清，几只大雁鸣叫着飞过蓝天，连绵起伏的群山一直延伸到天际。景因情设，这眼前的景致正是诗人此时胸襟开阔舒坦的具象。政治革新的失败，仕途的失意，曾给诗人以沉重打击。流贬永州的头几年，他倍感冤屈，满怀忧愤。他努力为自己辩谤祛诬，希望一朝昭雪，憧憬有朝一日能够“起复”。但在移居愚溪后，他的心情平定多了。“起复”既已无望，驱散心头的云雾，退一步也海阔天空。于是诗的尾联写道：“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此联妙在一个“付”字，从字面上看，“付”是“交付”的意思，其实则包含着诗人对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机心”极度的轻蔑与鄙视。官场的机变诡诈，诗人向来不屑，更何况此时已远离是非纷争。地处南荒的永州，民风淳朴敦厚，诗人生活在他们中间，仿佛走进了远古的伏羲时代，所以他说“聊适羲皇情”。而句中的“聊”字，又反映出诗人的无奈心情，这种隐居般的生活并非诗人的真心追求，只是暂时自我安慰而已。

　　王国维把诗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柳宗元把个人的情感渗透在景物中，写出了一种“无我之境”。写景与抒情相交错，情与景相融溶，物我合一，浑然一体，脱俗造化，境界清新高阔，情趣恬淡幽雅，意兴洒然。

　　《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一诗，写作时间与植桂诗大致相同，心态也相拟，只是写法上略有不同，如果说植桂诗更多地表现了自己的孤悲之感的话，此诗则以自爱、自慰之情为主。

　　诗人创作此诗，心态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孤寂无依，世无知音之感。当时诗人刚贬谪永州，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作为被贬官员，行动很不自由，处境与囚徒相差无几。所以他常自称为“罪臣”、“楚囚”。心理常惶恐不已，彻夜难眠。再加上昔日志同道合的朋友都远贬荒凉遥远之地，贬官的身份也不便与他人接触。因而，伴随他的只是孤独、寂寞和无奈。另外一种心态特征是：怀才不遇又矢志不移。柳宗元的才能是全面的，为多数人所了解的，柳宗元主要是散文家和诗人。但被贬之前，柳宗元的理想绝不是做文人，而且有点不屑于做文人。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道：“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信中他向自己好友表白了昔日的理想。他的《冉溪》诗中“少时陈力希公候，许国不复为身谋”的句子，更是直接说明了他的理想是辅助时政，建政立业，为此而不怕牺牲。事实上，他也确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三十四岁成为朝廷要臣足以说明了这点。永贞革新的失败，他失去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机会，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一性格很类似流放中的屈原。在贬永时期，他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民生的疾苦，常与朋友以书信的形式讨论历史、政治和为官之道，希望被朝廷起用，再度施展政治才能。为了理想，他提携后进，培养人才，积蓄力量，正如《冉溪》诗中写道：“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西园待成器。”这些大概是柳宗元在不自由状态下最大的所为吧。了解了柳宗元这样的心态，就很容易把握此诗的深层次的含义。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点，就是采用拟人化手法，把自己的心态物化成木芙蓉，木芙蓉自然成了他感情的载体、心灵的镜子和与读者沟通的渠道。诗中的木芙蓉具有鲜明的诗人的色彩：她孤寂、独自长在湘水西岸，任秋风疾吹，繁霜严打，无人爱怜顾惜；她完美，“盈盈”，是婀娜多姿的体形，“丽影”是艳丽动人的身姿，“浓香”是沁人的芳香，可谓集众美于一身；她自信，“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这种自信来自于“有美”。这种美与其说是木芙蓉的姿态、丽影和浓芳，不如说是诗人的才华、理想。因此，即使在孤独、冷落，被人诋毁、抛弃的处境里，他也没有沮丧、消沉和自暴自弃。他坚信自己总会有被人赏识的时候；他很有原则，处于世上，就只能像木芙蓉一样，扎根高高的陆地，绝不与浮于水上的摇摆不定的芰荷同处。诗人对木芙蓉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高文先生道明了诗人的用意：“此诗写木芙蓉美丽而孤独，深受风霜欺凌，诗人同情它的遭遇而移栽于住所轩前。乃以木芙蓉自比，怜花亦即自怜”。诗人爱花，护花，实为自爱自慰。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抚平内心创伤，驱走孤独幽愁的常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