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历来是诗人笔下的爱物。东晋陶洲明就以爱菊闻名。尤其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更抬高了菊花的“身价”。不过人们赏菊，多数人喜欢黄色的金菊。而不大喜欢寒素的白菊。唐人也是如此。刘禹锡就在诗中写过当时“家家菊尽黄”（《和令狐相公玩白菊》），虽有夸张。但却反映出大多数人的嗜好，因为“白花冷淡无人爱”（白居易《白牡丹》）。而李商隐这首诗则专为白菊写照，极言其美。

　　诗一开头便写道：“陶诗只采黄金实，郢曲新传白雪英。”“实”即花。晋代潘尼《秋菊赋》中就有“真人采其实花”之句。“英”也指菊花。屈原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的诗句。“郢曲”与“白雪”都是用典。宋玉《砖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楚国都城）中者，……其为《阳春白雪》，园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诗人觉得东晋陶渊明在他有关菊花的诗作中只写黄菊，不写白菊，似乎不大公平（其实不是不写白菊，我国汉魏及两晋还没有培育出白菊），所以马郎中移栽白菊，并以白菊赋诗，真是难能可贵，其诗作如同《阳春白雪》之曲那般高雅，和者盖寡啊！

　　接下去，诗人便着力刻画白菊之美。三、四两句：“素色不同篱下发，繁花疑自月中生”，主要刻画白菊之色，而“移”字也随手带出。就色而言，白菊冰肌雪骨，如白玉琢成，似秋霜初降，确实不同于篱下生长出来的黄菊。它那晶莹洁白、玲珑剔透的花朵似乎是从月宫生长出寿的，哪是人世间的凡花俗卉呢？

　　五、六两句又一分一合更细致地描写白菊：“浮杯小摘开云母，部露全移缀水晶。”“小摘”是分开来看，“全移”是合观一体。此处诗人采取他贯用的写作手法，绕开描至对象本身，别出心裁，以他物出之因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舛巧”。（《文心雕龙·神思》），如果直相描写白菊本身容易直白无味，所以诗人便采用比喻的手法，借物之亡者以喻白菊，浮杯小摘，即分开来帝细观看，它晶莹剔透。如同云母一样玲珑。再“带露全移”，从整体上观察，那洁白纯净的花瓣上带着一串串透明的露珠，真如水晶一般明亮这一联笔法精妙，极尽白菊之态。

　　七、八两句：“偏称含香五字客从兹得地始方荣。”着重赞扬马郎中其人及其移植白菊之事。清人陆昆曾评论这两句诗的时候就说：“含香句，谓花与人称。一经郎中移植，便庆得地。而芳荣自此始矣。”（《李义山诗集注》）。“含香”与“五字客”都是用典。《汉旧仪》中说：在汉代，尚书郎奏事于光明殿。而殿中用胡粉涂墙壁，尚书郎“趋走丹墀。含鸡舌香（即今丁香），伏其下奏事。”另据《世说新语》所载，魏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表，虞松写完后上呈，却不合景王之意，让他再行决定。但虞松思路枯竭，半天不能更改，心想此事，面带难色，当时钟会见之便拿过来看，为他改定了五个字，虞松心悦诚服。再送景王之时，景王惊问虞松，虞松吐实之后，景王叹道：“如此大才，应予重用。”此处“含香”与“五字客”是赞扬马郎中其人。白菊为大多数人所不赏，却遇到马郎中这样如钟会一样文采风流的知音，生得其地，也可以一显芳荣了。

　　这首诗句新意关。表现在：诗人写白菊之色不从白菊本身着笔，而是发挥丰富的想象，运用恰当的比喻来形容之。先是疑白菊生自月中。后又用云母水晶来比方。新颖别致，翻空出奇，同时本诗又使用了一些典故，美不胜收。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

　　小诗开篇即点题。“可惜”二字表明诗人对巴江柳的爱怜态度。第二句描写柳色。望王山下，巴江两岸，那成行成排的杨柳，柔条纷披，新叶繁茂，青葱凄迷，如锦似绣。倒映在水中，把一江春水都染绿了，以至于分不清哪是柳色，哪是水色，意境是新鲜、优美的。诗人不用“工笔”去刻画杨柳婀娜多姿的形态美，而是用“泼墨”去烘染它气象恢宏的色彩美，以色绘春，秀逸迷人，颇见匠心。“绿侵江”，兼用拟人、夸张手法，状柳色之丰盈、浓重、苍翠欲滴。杨柳执意要分绿与巴江，让江水与它同美，一起来装点春天。一个“侵”字写活了杨柳，赋予它动感和情感，可谓以一字而尽传精神。

　　杨柳不仅“风流可爱”，而且浓荫清凉，可以为夏日的人们消暑除热。于是诗人联想到，巴江柳应该“好向金銮”，“移阴绮窗”，去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辞采的富丽，衬托出希望的美好。《南史》记载，刘悛之为益州刺史，曾献蜀柳数株，齐武帝把它们种在太昌云和殿前，玩赏不罩，甚为钟爱。诗的后两句化用这个典故，但其用世之意更为明显。

　　这首诗一、二句咏物写实，作者倾笔于柳色，流露出不尽喜爱之情；可柳生巴江，不得地利，徒有其色，难遇知音，惋惜之意见于言外。三、四句由柳色想到柳荫，畅言巴江柳的辉煌前程，借历史典故，抒自我心志。但柳荫终未移入绮窗，有才难被大用，惋惜之意又深一层。由此可见，这“可惜”二字，实为全诗之主眼。而无限“惜柳”之情，正是诗人自伤沉沦、自叹失意的心灵写照。

　　李商隐这首咏物诗，不离不即，既切合于江柳，又在咏柳中表现自己的情思。全诗借柳写入，以虚衬实，景中含情，意在言外。

　　这首诗题为“齐宫词”，却兼咏齐、梁两代，此诗从一个横断面描述并剖析了六朝时齐的亡国过程，并将议论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叙事之中。全诗语言简洁凝练，又充满韵味。

　　首先前两句“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写南齐亡国的史实。昔时齐废帝生活奢靡无度，而后梁武帝萧衍带兵入城，不久齐便城破人亡。在实际中，这些事件时间跨度很大，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但诗人单刀直入，截取横断面，从兵来国亡之夜着笔，将“永寿”、“金莲”等情事不露痕迹地融化在里面，不仅简炼紧凑地交代了南齐的覆亡，不仅刻画出了废帝死前茫然不觉、纵情享乐的荒淫昏聩，而且透露出亡国前的种种奢淫情况。由此却可窥见南齐亡国的原因、过程和历史教训。

　　这种集中概括的写法颇像戏剧作品把场景限制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构成具有尖锐戏剧冲突的场面，通过幕前交代幕后一样。将“含德殿”改为“永寿殿”，将夜开宫门改为“夜不扃”，这种细节上的改动，同样出于集中、强烈地反映生活的需要。废帝国亡身死，是以“金莲无复印中庭”这种富于暗示性的咏叹之笔轻轻带出。“无复”一语，似讽似慨，寓讽于慨。

　　后两句“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转写梁台歌管。梁台实即不久前齐废与潘妃荒淫享乐的齐宫，不过宫殿易主而已。“歌管三更”与“夜不扃”、“犹自”与“无复”呼应。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不同的角色上演相同的故事。诗人既没有对梁台歌管作正面描写，更不诉诸平板的叙述议论，而是抓住“九子铃”这一细小事物加以巧妙的暗示。齐废帝曾剥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来装饰潘妃宫殿，这在废帝的荒淫生活中虽只是小插曲，却颇具典型意义。诗人特意让九子铃出现在“梁台歌管三更罢”之时，不仅串贯了齐、梁两代，而且让它发挥丰富的暗示作用。以静托喧，暗示梁台歌管的喧闹。诗人虚点“梁台歌管”，实写歌管声歇”后寂静中传来的“风摇九子铃”的声响，巧妙地暗示出不久前的喧闹。因为在喧天的歌管声中是听不到铃声的。

　　“九子铃”是齐废帝奢淫、荒唐行为的突出表现，这个亡齐遗物出现在梁宫歌管声中，暗示了梁宫新主继承的是亡齐旧衣钵，“犹自”一语，点明此意。诗人以已经闭幕的一出衬托正在串演的一出，暗示梁台的必然崩溃。“九子铃”不仅是齐废帝荒淫生活的见证，也是其亡国殒身的见证。和荒淫亡国联结在一起的九子铃，对于歌管依旧的新朝来说，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歌管既然依旧，“永寿兵来夜不扃”的一幕，“金莲无复印中庭”的结局也必然重演。由此可见这首诗的构思新颖精巧，表现含蓄蕴藉，其暗示的手法用得很成功。

　　全诗看来，可知作者的微意似乎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是以古鉴今，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一个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专写齐事即可达到目的，不必兼写齐梁，作者借同一齐宫串演齐梁两代统治者肆意荒淫的丑剧，特别是借九子铃着重揭露梁台新主重蹈亡齐旧辙，无视历史教训，其真正用意似乎是要通过“亡国败君相继”的历史现象显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揭露的规律正是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尾所说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李商隐暗寓在艺术形象中没有明白说出的旨意，杜牧恰像代他作了痛快淋漓的表达。前人之声而后人漠视，重蹈覆辙也是必然的了，这便是李商隐含蓄地揭露的历史潮流和规律。

　　值得提出的是，整首诗中尽管表面上未有一处作议论，实际上却处处在议论，只不过诗人的议论已完全融化在诗的叙写与慨叹之中，因此议论便显得不着痕迹。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此诗的高明所在。

　　全诗对玄宗强占儿媳的秽行不着一字，而其荒淫已揭露无遗。 作者对玄宗因专宠贵妃而导致安史之乱，使唐朝从此一蹶不振，深为慨叹，不仅屡刺其荒淫，且一再举出寿王，刺其无道之至，在当时文人中最为大胆尖锐。

　　诗的首句写景，描绘骊山温泉的优美环境。次句表面上写温泉之景，实寓隐比在内。龙，在义山诗中本来就是男性的代称。九龙吐温泉水，由“玉莲房”承接，这一意象隐指明皇、贵妃在温泉池的相会。作者用“呵护”把龙拟人化，极妙。明皇宠幸玉环，用“呵护”十分形象。三四句一转，写寿王内心的怨恨，他不去长生殿，不愿看到父皇与昔日的“寿王妃”亲昵。诗人抓住这一细节，以之入诗，极有魅力。诗人对寿王是寄予同情的，这是李商隐正义感的品格显示。诗人对明皇、贵妃之恋从无好感，作者所有涉及明皇贵妃的诗都是明证。

　　前六句讲的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情景。一二句讲的是织女已驾车渡河，与牛郎相会，他们相会之后，害怕此夜良时将逝，所以“起视夜何其”，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三四句讲的是牛女相会时，牛郎好像听到了织女环佩的声音，又好像看见了她如花之貌，风轻轻的吹来，所以佩响轻微。日薄，所以花容不萎。想象织女于黄昏时动身离开，故曰“日薄”。五六句讲的是月桂为他们传送嫩香，白榆为他们投影翳蔽，成就他们好合。

　　末联讲的是织女不想要人间知道他们相会的事情，忌有成都卜肆中识灵槎的人。抒发了自己深切的感叹。末句讲的是双星不想人间知道他们的秘密，深怪成都占卜摊子上的严老头子懂得灵槎而多管闲事。从字面上看，只能作如上解说；至于还有什么特定的寓意，尚无有力证据，不敢妄言。

　　全诗诗人以织女自况，以牵牛比牛党，令狐绹。

　　首两句是诗人心中发出的感喟，一种深情的阻隔，即使近在咫尺，也形同天涯，可望而不可即。先引用两个典故来喻意，一是用嫦娥偷灵药得仙人月，来喻宋氏姊妹已飞升成仙，一是用东方朔三次偷王母蟠桃事来喻诗人自己，作者说：但仙、凡两境界，“事难兼”啊，今夜我只能望着高楼，“彩蟾”被锁在深阁，城关重重，哪能相见呢？这两句中“兼”与“锁”两词写出了人间种种阻隔，心愿与现实总是相违，在情爱生活中同样如此，对诗人而言，人间无形阻难感受更深了。

　　后两句点出“月夜”，诗人此时此景的想像与感受应是如此的：在这明月皎洁，月光如银，安详宁静的夜晚是多么好的时光啊，如果我们三人相聚于山水亭角之间，开怀言志，情感交触，共赏明月，然而这仅是一种梦幻和想象了，抬头一望，我只能出神地仰视一下你们高楼上悬挂的水精帘了。这时抒情主人公的心情只能是诗人在绝句《嫦娥》诗中写的两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了。

　　此诗后两句在构思上有一个特色，即“应”与“未”对举，“正”与“反”相合，这更加浓了情深意厚，美事难成的寓意。句中“共”与“仍”也是相反相承的，“共”是美好的意愿，而“仍”却蕴藏了生活中多少阻碍与不测。看来李商隐是深于情感的，但是否能冲过对于功名之企求，恐怕也只是“玉楼仍是水精帘”了，做人的难度也就在这里。

　　此诗一开头就从这卑微低贱的尉职说起，“黄昏封印点刑徒”，“封印”、“点刑徒”，这就是县尉每天黄昏时的例行公事。诗人不是含糊地一笔带过，而是具体地、不厌其烦地一一点出，更显示了这职责的无聊和不堪忍受。

　　第二句“愧负荆山入座隅”，与首句成一鲜明对比，以荆山的巍峨高耸反衬自己的沉沦下僚。李商隐赴弘农尉任时曾途经荆山，并写了一首《荆山》诗，诗云：“压河连华势孱颜，鸟没云归一望间。杨仆移关三百里，可能全是为荆山。”对荆山极力赞美，因此这里才顺手拈来反衬自己的处境。

　　诗的后两句是用典：“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相传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南）得到一块玉璞，曾献之于楚厉王和武王，都被误认为是石头，而以欺君之罪先后把他的双足砍掉。后来，楚文王即位，才使玉人治之，得宝玉，名之曰“和氏之璧”。卞和得璞的荆山与作者所在的荆山同名，故有这样的联想。卞和因献玉而两次被刖足，这是无比悲惨的遭遇。可是李商隐却希望自己能像卞和那样把双足砍断，这样，就再也不必在官府奉迎趋拜了，其惨烈又还迥出乎卞和之上。

　　李商隐写作曾被人讥为“獭祭鱼”，因为他很喜欢用典。其实李商隐诗的许多典故都是用得很成功的，比如这首诗，在用典上就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自然巧妙。诗人是从眼前的荆山联想到卞和得玉石的荆山，又由这一荆山联想到卞和献玉的不幸遭遇，又由卞和之不幸联想到自己之不幸，所以就非用这一典不可。二是花样翻新。它不是一般的比附或替代式的用典，而是根据内容需要来用典，“典”只是辅，只是宾，是诗人此时那种强烈愤懑之情的映衬，一个“羡”字，真是惊心动魄，令人不忍卒读。